有唐一代,包容开放,各民族、区域、国家之间交流频繁。西域与中原,在这一历史时期交流尤盛,商队、僧侣交通往来极为便利。加上,隋唐以来佛教兴盛,译经、抄经活动蔚然成风,西域高僧与中原僧侣交流的同时抄经书写也相互影响。
敦煌壁画中的抄经人物
抄经活动的盛行,也催生了一个专事抄写佛经的职业——经生。这些经生所写经卷是最多的,他们的书写代表了“写经体”书法的基本面貌。经生们成年累月为人们抄写经卷,代代相沿。由于长期从事“重复性”的抄写,书写动作极为熟练,用笔习惯相当定型。所以,一个群体所抄写的写卷,笔画的“写法”有相当的“稳定性”。
敦煌写经书法主要为两种字体,早期为隶书,晚期为楷书。
端方、康有为旧藏敦煌写经 6世纪南北朝写本(隶书)
滨田德海旧藏敦煌写经 8世纪唐写本 (楷书)
纵观敦煌写卷,还能够较清晰而自然地感受到书法隶变的痕迹。敦煌写经书法属于实用体书法,是以所抄写的内容为主,而以书法艺术为辅的书写形式,不可能任由书写者表达艺术个性,自由发挥。单就写经后期发展来看,写经渐渐脱离了实用性的特性,表现出更为艺术化的发展趋势。
此次古籍文献专场中,我们征集到的这件写经卷为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》第一百一十七《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十五》。全卷首尾俱全,通卷托裱,由入潢纸书就。全卷计21纸,纸长44cm,高26.7cm,每纸21行,首19行,尾17行,行17字,有乌丝界栏。此写经纸表面平滑细腻,富有韧性。无论是纸张尺寸,书写形式都几与唐代写经无异。由此可知此写经书写时间不会早于唐代。
此外,这件写经的书写笔体,具有典型的行书风格。全卷书法娴熟圆润,行笔流畅飘逸。点画挺秀,骨力劲健。笔者参照辽宁省博物馆藏明代王绂《画观音书金刚经合璧》卷,其中《金刚经》以行书抄就,每行14至15字不等,书写形式与此件写经极为相近。据此判断,此件写经应书写于明代。